我少将:解放军应准备打仗消灭日本军国主义

我少将:解放军应准备打仗消灭日本军国主义 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余爱水 又逢甲午,国际风云变幻,东海波诡浪谲,日本右翼势力围绕钓鱼岛问题屡屡制造事端,企图通过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建立所谓正常国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倾向明显。这就使120年前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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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将:解放军应准备打仗消灭日本军国主义

  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余爱水

  又逢甲午,国际风云变幻,东海波诡浪谲,日本右翼势力围绕钓鱼岛问题屡屡制造事端,企图通过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建立所谓正常国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倾向明显。这就使120年前那场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战争,再次勾起我们沉痛的回忆。但今天的甲午已不是两个甲子前的甲午。祭奠那场远去的战争,我们有无限的殇思。但走进甲午,是为了更好地走出甲午。如果日本军国主义胆敢再次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是否做好了再打一场“甲午战争”的准备?如果再打一场“甲午战争”,我们是否能以决战决胜、决战到底的勇气和能力打赢战争?我们反思历史,在于把握现在,赢得未来。

  大国输给小国,根源何在?

  甲午战争是世界战争史上一场“泱泱大国”输给“蕞尔小邦”的特例,它不符合常规,但却真实地发生了。这其中,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它是走向鼎盛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走向衰落的封建主义农耕文明的胜利,是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最终走向全面失控的结果,同时又有着深刻的内在必然。这次战争,中日角力,不仅仅取决于战场上的搏杀,也取决于战前的准备,还取决于战场之外的较量。

  甲午战争的惨败,其原因教训可以列出若干,但根源可归结为三条:

  第一,政治彻底腐败。中国封建政治文明最大的特点是高度的中央集权。通常的规律是,在王朝鼎盛时期,政治相对清明,朝廷有令必行,社会有序,四方臣服;王朝没落时期,政治腐朽,完全无力应对和解决内忧外患,无可挽回地要走向崩溃。晚清末年,就处于这样的历史节点,统治集团互相倾轧,腐败盛行,已经到了完全无法应对列强凌辱的地步。彻底的腐败导致了彻底的失败。

  第二,备战严重不力。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渐成朝廷共识,于是有了洋务运动,近代国防工业得以发展。但在“中体西用”思想的主导下,并无清晰的发展战略和确定的作战对手。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军备战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备预算,停购军舰,停拨经费,放松国防建设,对即将到来的中日对决缺乏足够准备。

  第三,国家意志力极其薄弱。当时的日本,上下一心,长期准备,一心一意与中国为敌,勒紧裤带扩军备战。而大敌当前的清政府,软弱怯懦,寄予侥幸,朝纲混乱,政令军令不一,各种矛盾聚集发酵,社会动员乏力,凝聚不起克敌制胜的统一意志,根本没有决战到底的坚强信心和坚定决心。

  悲剧不再重演,路在何方?

  重新审视甲午战争,有太多沉重的感悟和启示,但归结起来,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必须始终把作风建设摆在生死存亡的高度,作为头等大事抓好;二是必须始终加强备战,建设一支能战胜一切敌人的一流军队:三是必须始终具有超强的国家意志力,凝聚全民力量以决战到底的决心应对一切挑战和敌人。我们要做到这些,思想和行动就不能定格在过往的历史上,必须勇于超越,这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

  一、我们不能在时间上定格,走向复兴一定要超越陈年旧事。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反照现实,但历史仅仅是一面镜子,不是现实世界。简单类比会得出错误判断。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去看待历史。

  120年前的甲午,统治者醉生梦死,全不顾社稷安危。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家族统治,朝廷解决“心腹之患”胜于“肘腋之患”,以至于割地赔款在所不惜,封建王朝内部勾心斗角,为防范李鸿章坐大,清政府宁愿养着八旗和绿营,也要坚决遏制北洋舰队和北洋陆军的发展。清朝末年的党争是历史上最复杂最严重的党争。帝党、后党、湘党、淮党挟国家利益而争权,把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主战的帝党,不明敌情盲目自信,一昧主战,背后希望借此机会夺权;主和的后党,实际控制朝权,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消极备战迎战,力主调停。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湘淮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尤其是在用人打仗上甚至到了赌气用事的地步,非我族类,一概不用。

  大敌当前,需要上下一心,号令一致,令行禁止,政令军令畅通无阻,但当时的清廷,君臣各有盘算,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大东沟一战,北洋水师惨败,李鸿章奏请南洋水师支援,朝廷下旨:“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为由拒绝:旅顺陷落前夕,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一面积极表态:“舍此四轮亦所不计矣!”同时又自贬南洋官兵:“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要求北洋派人,“将此四轮管带全行更换”,故意为难北洋,最终未派船舰助战北洋。

  此时非彼时,来时非今时。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得到警醒,而不能悲观消极、造成误判。今天的中国,有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强大的民族团结,积累了深厚的发展基础。要高举和平发展大旗,以应有的大国心态、全球视野,在国际竞争的大棋局中,审时度势,纵横捭阖,信心满怀地开创中华民族幸福美好未来新时代。

  二、经验主义是创新发展的大忌,摆脱羁绊一定要超越思维定式。

  近代中国,闭关自守,即使国门被列强洞开,“睁眼看世界”逐步成为上下共识,但甲午战争前后,中体西用的思维仍主导整个朝野。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东亚具有扩张野心的资本主义强国;而此时的大清朝,依然以“天朝上国”傲视“蕞尔小邦”在军事战略指导上更是没有方向。

  在推进军事变革上,只引装不纳制。日本按西方军制全面改造军制,从作战指挥、军事训练、勤务保障等方方面面实现了近代化。而清军还是沿用冷兵器时代的制度机制,用管理陆军的办法管理新式海军,虽然进口了大炮军舰,制造了一些武器弹药,也换了军装,训练了新军,但总体上在军队军制、军事指导和作战方法上远远落后。在战略预判、有针对性备战上铸成大错。

  在发展装备上跟进意识不强,不适应紧迫战争准备需求。1890年,北洋水师2000吨以上的战舰有艘,共计吨位2.7万多吨,日本海军2000吨以上的战舰有5艘,共计吨位1.7万多吨。而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的总吨位达到了6万多吨,北洋水师却没有增添任何舰只,且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而且北洋水师的舰上火炮炮弹不足,质量不好,型号不一,有药无弹、有弹无药的问题突出,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舰而不裂,有的根本无法装入炮膛。黄海战前半个月,英国驻华公使赫德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糕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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